环球人物杂志：有人说您在央视正被边缘化，您自己觉得呢？

崔永元：“边缘化”的问题，早都跟我没关系了，我那个时段早都过去了。当我跟4000个80岁以上的老人打过交道之后，谁会跟你算那个呢？现在随便到我的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，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，那里面的悲欢离合、生离死别，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。接触这些以后，我对名誉地位就看得特别淡了。你不争风吃醋，你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“边缘化”这个词，你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。

环球人物杂志：做了十几年电视人，对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留恋？

崔永元：从事一个熟练工种时间长了，没什么挑战，这也是我不满意的地方。比如《小崔说事》，就还是一档谈话节目，跟《实话实说》也差不多，我经常觉得我采访一个人，提一个问题，我都能想起来1996年我怎么提过这个问题，开一个玩笑也能想起来1997年我怎么开过这个玩笑。就是这样重复、机械的劳动，如果我还要每天忙到天亮去准备，那我是不是太矫情了？

环球人物杂志：您曾被很多同行，包括您的同事看作是坚持自由思想与社会责任的“标杆”，这种坚守很难吗？

永元：很难。但你要是从小到大都这样，它就成了你骨子里的东西，可能就不需要你去“守”了，需要的是你“变”。但是你又变不了，永远是这么一个人，直来直去的。这也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，我父亲其实有好多奖章、军功章什么的，他自己从没拿出来跟我们显摆过一次，就在家里的箱子里锁着。我父亲就是个非常平淡、非常平静的人，特别善良。

环球人物杂志：到了这个年龄，您觉得自己过得轻松吗？

崔永元：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还能走多长，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难的时候。难在你现在看不惯的特别多，但是你现在有能力改变的特别少，你改变不了。每天还得花很多的精力把握住自己，要不然自己也变了，自己也会变得让你不喜欢，这就会占据你好多精力，导致你做事的能力和效率越来越低。我现在有种紧迫感，“老了、老了”，这个念头总在脑子里出现。我记得我二三十岁的时候，特别爱挺胸抬头，现在都条件反射地想哈着腰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