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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会在严守一喝醉的时候翻他的包，说是替他整理东西；她会在严守一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闯进卫生间，目的是要搞清严守一是不是躲起来和情人通电话。她目光如炬，心细如发，即会火力侦察又善用激将法，三招两式就让严守一现了原形——但她的胜利，恰恰是她最大的失败。
张国立饰演的费墨教授戏不多，却是浓墨重彩的人物。
费墨道貌岸然，骨子里却很龌龊，整天幻想着和女学生上床。他好色、假清高，和X大教授沈X、X航的长江学者陈X武等相比，他最大的缺点是还不够无耻。
他缺乏性自信，这促成了他的悲剧——既没有真正得手又要背上和女生开房的名声，最后只好远走他乡。

刘震云当年塑造费墨这个角色时，看来是严重缺乏想象力——他也没有想到教授堕落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最大胆的想象。
费墨的功用在于，要对《手机》的全部悲剧提供一个理论解释。这一点，他做到了。
费墨认为：
1. 出轨行为源于“审美疲劳”，于是就有了合理性；
2. 一切悲剧都源于技术进步。“还是农业社会好呀！那个时候交通通讯都不发达。上京赶考，几年不回，回来的时候，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！（掏出自己的手机）现在……近，太近，近得人喘不过气来！”
费墨的理论打动了严守一，所以在最后他回老家为奶奶送葬时，把手机抛进了火堆里。
如果说《手机》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，那它确实是“写实主义”的。
《手机》为我们揭开了文化精英生活的一角，让底层社会的观众窥到了他们虚伪、堕落的生活。
难怪崔永元会对《手机》耿耿于怀15年。
小崔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，但以他为原型的严守一，主持着“有一说一”的节目，却无时无刻都在“有一说0”、“说二”、甚至“说三”、“说四”，总而言之没有一句实话。这种事情，搁谁身上谁都会生气。
但《手机》给出的解释却是荒诞不经的——明明是精英的道德问题，却甩锅给技术进步。而放过了对精英的严厉追问，也就在客观上构成了对精英的掩护，甚至把前述对精英的“揭露”也一笔抹杀了。
冯小刚、刘震云都是极聪明的人，他们都知道谁可以得罪，谁绝对不能得罪。

《手机》的另一个问题是完全没有给观众留下任何希望。《手机》只是展示出轨的后果是可怕的，但什么是好的生活？什么是值得遵循的道德原则？冯小刚和刘震云都没有告诉观众，相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。
在《手机》里，没有一个人、一个家庭是幸福的。走出影院的观众，时尚娱乐，除了对自己的“另一半”更加警惕，视手机如手雷，想出更多花样在通讯录上作假，隐瞒真实信息之外，可以说一无所得。
严守一和于文娟离婚前，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平静，但也索然无味。毁灭家庭是可怕的，重建家庭也没有任何意义，于是严守一只好“病”了，费墨则只能远走爱沙尼亚。
《手机》就这样把一种文化、文明的失败主义结局摆在了国人面前，一地鸡毛就是必然归宿——这仍然是八十年代历史和文化逻辑的延续，也仍然是“第五代”电影逻辑的延续。
既然是为了情人和妻子离婚，离婚后为什么不和情人结婚呢？反而又找了一个女朋友，想坐享齐人之福吗，觉得自己是太阳，女人都得围着自己转？这也就是在男作者笔下，才只是丢了工作和爱情，要是在女作者笔下，早得绝症了。
呵呵，作者这是为了黑而黑吧
手机里说的事儿，没有手机的时代一样有，而且更泛滥。即便五六十年代，出轨、偷情照样不绝。
之所以拿手机说事儿，只是当时手机恰好在我朝普及，用手机作为载体比较吸引眼球罢了。
另外，看到这段话“此后，他先是成为武月的猎物，不旋踵又成为沈雪的猎物。他既要防范武月的追猎，又要防范沈雪的陷阱，终于在双向围堵中束手就擒。”